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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味、养生与肺炎

有网友在讨论最近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应该叫什么名字,有人说不会就叫「武汉肺炎」吧?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最终民间的俗称很有可能还真是「武汉肺炎」。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新事物的命名往往是很难符合系统性的命名规则的,「非典」即一例,「武汉肺炎」虽然会让武汉人民受伤,听上去有些政治不正确,但从传播的角度很可能最终会叫这个名字。

不过针对命名的问题,五岳散人前两天有这样一条微博:

我觉得@萨尔茨堡的魚 这个提议特别好,这次武汉疫情应该在大众媒体上提及时命名为“野味肺炎”。

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标签,对于遏制莫名野生动物进入餐桌会有不错的效果。

我很同意这个说法。

同时,我又注意到网友们说的另一种现象,即家里天天用各种偏方养生并且不遗余力地在朋友圈微信群推广养生事业的长辈们,这两天对子女的劝阻却嚷嚷着「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依然不戴口罩上街。另有新闻报道,贵州似乎还在举办社区聚会,多人共吃团圆饭,这不仅是从战略上藐视病毒,身体力行从战术上也在藐视病毒。

按说最怕病毒感染的人群应该就是最希望养生长寿的人群,所以这种现象看上去很矛盾,很多人不解。

但只要仔细想想,这种看似分裂的思维模式也有一定的内在一贯性。除了好奇、吃个新鲜这种想法之外,很多人吃野味正是为了养生,毕竟很多野生动物食物都是「男人吃了壮阳,女人吃了养颜,老人吃了长寿」,所以他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把野生动物带来的病毒放在眼里。

我养生了,病毒奈我何?

面对在抗病毒一线的医护人员,我们该说什么?

网友孙白发今天发了一条微博:

医生在我国医疗体系里属于一种耗材1

被广泛转发,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知名皮肤科医生陈语岚(微博 @皮科匠陈语岚)转发时写道:

这是真的,没法反驳。

这显然和这两天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防疫工作有一些关系。

前两天微博网友 @暁勄(微博认证为「康复科 护士」)谈到了自己被抓阄抽调支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一线的事(原微博显示已删除),讲到家人都不同意她去,男朋友还说不行就辞职。

面对这些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我们该说什么?

有网友说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必须在这个时候顶上去。可是我国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相对回报较低基本上已经基本算是共识了,更何况任何人在生死攸关的时候都应该有选择的权利。

我认识的更多的朋友直接劝他们辞职,这里面也有一些医护人员。如果朋友是这样一个医护人员,很多人会选择这样劝说。

我们为什么会劝他们辞职?这里当然包括着我们对朋友的生命的担心,但我觉得其中所蕴含的信息不止于此。

首先,疫情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不是第一责任人,但他们的职业却使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最惨痛的代价。而真正应该负责的人会得到什么惩罚?我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能说。

其次,他们并不会因为这种高风险的工作得到高收益,甚至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非典时期很多医护人员都是被按着头签的生死状,有些医护人员的工资虽然有小幅上涨,但显然不足以让人为此付出这种代价。如果他们坐地起价,恐怕又有人要说他们发国难财了吧?

第三,如果真的在抗击病毒的过程中不幸感染,他们可以期待得到一些应有的补偿吗?非典(SARS)时期,很多医护人员股骨头坏死,但单位承诺的各种福利并没有完全兑现。有此前车之鉴,他们真的不怕吗?

第四,最坏的情况下,如果不幸牺牲了,他们的家人会得到应有的照顾吗?有些医护人员可能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

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只知道歌颂我们的英雄,那「英雄」也不过是我们眼里的「耗材」而已。

救救英雄。


  1. 原文即没有标点符号。 

相信相信再相信

1

二〇〇七年,北京有一起纸馅包子虚假新闻事件。六月,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报道,很多流动摊贩贩卖的都是纸馅包子,并且有暗访视频证据。看到消息的人大都义愤填膺,纷纷指责做纸馅包子的人。

七月,北京电视台(BTV-1)《北京新闻》男主播宣读了《北京电视台向社会深刻道歉》声明: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对该报道审核把关不严,管理制度执行不力,致使该虚假报道得以播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北京电视台为此向社会深刻道歉。

看到消息的人大都义愤填膺,纷纷指责电视台为收视率制造假新闻。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后来指责电视台遭假新闻的人有很多是开始骂纸馅包子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一开始相信了第一条报道,后来又相信了指称第一条报道为假新闻的报道,而这两条报道的主体是同一个电视台。

2

据收看的朋友说,今年网络综艺节目「奇葩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正方在发言的时候,观众一边倒倾向正方,轮到反方发言的时候,观众一边倒倾向于反方。往届也有这种情况,但据说今年的这种情况显著。

3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有一段话:

动物们先听拿破仑(Napoleon)的,再听斯诺鲍(Snowball)的,然后就不知道到底谁说的对;事实上,他们发现,谁在讲话,他们就会同意谁的看法。

4

二〇〇三年非典(SARS)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四月三日表示:

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当时我的班主任告诉我们新闻说非典已经控制住了,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班上的同学也都这么觉得。

之后非典疫情爆发,大规模公开防疫,我们每天看新闻报实时的疑似及确诊病例数字。

5

二〇一九年末至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即「武汉肺炎」)事件时期,一月十九日《楚天都市报》头版「百步亭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大家都真心相信肺炎得到有效控制,没什么大不了的。

随后,全国口罩被抢购一空,武汉封城,大家都相信疫情严重,要共克时艰。

记录:非典(SARS)几件事

二〇〇三年非典疫情爆发时期,我正在北方一个县城的公立中学读初中三年级,参加各种学科竞赛,同时为即将来临的中考做准备。

大约是二三月份,在医院工作的母亲对我和妹妹说,她准备了一点医用消毒液,让我们和各自的班主任商量一下,对教室做一个全方位的消毒。按说当时大家都已经听说了「非典型性肺炎」,此事推进起来应该不成问题,不过当时官方的宣传都是「可防可控」「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大家不必惊慌」,所以我的班主任老师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了我的建议。我记得一贯用高压政策来管理班级的他,竟给这件事找了很多种理由,这些理由与其说是为了说服我的同学,不如说是为了说服他自己。

最终,我们在某个礼拜五下午大扫除时用来苏水溶液喷洒擦拭了整个教室。而那个周末学校刚好要举办一场考试,应该是某学科竞赛,我们教室也是考场之一,考完之后,在我们教室参加考试的其他班同学上来用开玩笑的语气和我说:「都怪你,教室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影响了我的发挥。」

四月份疫情公开之后,一些原本对消毒工作非常不积极的老师们开始主动要求有父母在医院工作的孩子想办法带点消毒液来学校。此时,我们最羡慕的是北京的孩子,因为听说他们不用上学了,希望疫情赶紧扩散到我们这里——你没看错,我们当时就是如此的天真,如此的单纯,如此傻。老师们也注意到我们这种异动,劝我们说不要以为回家就不用学习了——原来他们也认为学习是件苦差事,原来他们也知道我们眼中学校的学习是件苦差事。

在此期间,我们同学中没有任何人有防疫常识,也没有人给我们讲过任何这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在内班上没有任何人戴口罩,直到抗击非典胜利,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戴过一天口罩,吃东西喝水也没有任何忌讳。我还写了一篇谐谑风格的小说《我的非典女友》(虽然我没看过《我的野蛮女友》,但标题是受这个启发)。

此时,大部分学科竞赛已经结束,我自己拿到了一个省二等奖,两个三等奖,按照以往的惯例可以参加一个省城几所重点高中联合举办的提前选拔考试,但因为疫情,考试取消,他们派人来县城直接招走了一等奖得主(我记得全县只有一个,还不是我们中学的)。我自己后来参加了县城高中的提前考试,在中考之前就去读高中了。

后来我也参加了中考,不过就是个形式上的考试,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校门口有了专门检测体温的仪器。不过在中考之前的复习阶段,「非典精神」已经是时事政治的考点了,在此之前我们只听过「雷锋精神」「女排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对于「非典精神」,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是最后的「敢于胜利」的精神,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四个字很奇怪——胜利有什么不敢的?现在仔细想想还是很有深意。

上大学后,有一次同学发烧,我陪他去海淀医院,看到了发热门诊依然是在医院主体建筑之外搭建的一个小棚屋,让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非典。

大学有几位老师曾经讲起过非典时期的事。其中一位老师讲到非典封校时期,学校举办足球赛,有一位师兄受伤骨折送到医院开始发烧,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敢靠近。另有一位老师讲到蒋彦永才是真正的民族良心。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为了躲避世卫组织检查而转移病人的事。这让我想起了有一个朋友在非典时期发烧,父母都是医务人员,但他们坚持不送孩子去医院。按说作为医生的家属,不会存在住不上院的情况,所以背后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也许是当时的隔离条件不够好,甚至会把几个疑似的病例隔离到一起,如果本身不是非典,很容易在医院感染真正的非典吧。

关于「非典」这个名字,后来英文正式叫 SARS,大陆中文中也用了这个英文的名字,香港音译为「沙士」,但「非典」一直是民间的俗称。这个名字最早全称叫「非典型性肺炎」,因为和「典型性肺炎」(也就是通常常见的肺炎)不一样,所以它「不是典型性肺炎」,严格讲这并不算一个名字,就是检查完发现不是典型肺炎。后来按照中国人简称的习惯,首先把读音近似的「性」字去掉,变成了「非典型肺炎」,然后进一步简称「非典」。

这个名字的演化后来变成了我修辞课的案例。我们在给新事物命名的时候,很多情况下用的是比喻的方法,比如「生产者」「消费者」,再比如经济学里的「暗物质」其实是用物理学的「暗物质」做的隐喻。但「非典」则不同,用的是反叙法(Litotes),用「不是XX」来命名。上课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名字讲给学生听,并和他们说,语言不断变化,在我们有生之年也能不断遇到原本一个修辞性的用法,变成了非修辞的名词,拓展了语言的边界。然后,我惊讶的发现,很多同学根本没有听说过「非典型肺炎」,没有听过 SARS。

我们的教育如此强调记忆力,但这些我们切身的经历显然是超纲的知识,考试不考,我们放任它们被这个世界遗忘。

© 2020 郝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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