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奇的超市

来自德国的 ALDI 是一个神奇的超市。

初来澳洲时,我对 ALDI 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原因是我不喜欢他们家的 Logo。人总是很奇怪,会因为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对一些事物留下负面印象。但妻子坚持去,并且源源不断从这家超市带回来东西,终于让我的态度发生逆转。

首先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家自己贴牌的速溶咖啡,名为 Alcafé (Classic Gold) 。我从小学开始干吃速溶咖啡,初中开始有了喝速溶咖啡的习惯,大学毕业后开始用咖啡壶自己煮咖啡,去法国留学后又开始喝浓缩咖啡,至今每天都要平均喝三份浓缩的量。虽然基本上属于药物依赖,但喝过的咖啡种类不可谓不多。毫不夸张地说,Alcafé 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速溶咖啡,远胜常见的雀巢、麦斯威尔,冲出来的口味比常见的咖啡厅的美式咖啡都好,也超过大部分平价咖啡豆(粉)配合美式滴滤壶、法式压壶或摩卡壶做出来的咖啡。自从有了这款速溶咖啡,我甚至都很少喝 Nespresso 胶囊咖啡机里做出来的咖啡了。最后,重点是,这款速溶咖啡 100g 装只卖 3.69 澳元(合十几块人民币)。

之后妻子又从那里买回来几个非常好用的大盘子,售价不记得了,也非常便宜。而这种大盘子只在超市中央的货架上出现过一次,售完即止。后来在这里发现过不少物美价廉的好东西,也都是售完即止。当然大部分自己暂时用不上,因此没有买。不知为何,这总让我想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当中那群吉卜赛人,每次带一堆新奇的玩意(不管是冰块还是望远镜)去马孔多,卖给布恩迪亚及其他村民。

今天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买回来了两盒纸巾(新冠来临,其他地方的纸巾也脱销了,似乎也没什么选择),再次让我惊艳。对于纸巾一直以来我都有所坚持,一般非 Kleenex (舒洁)不用,试过更便宜的,经常掉纸屑;也试过 Tempo (得宝)这种,虽然更贵更厚,但我总觉得不好用。而今天买回来的是一个似乎只有 ALDI 有卖的品牌,叫做 Confidence,价格不到 Kleenex 一半,但使用体验几乎和 Kleenex 相当。

我觉得 ALDI 是个邪教,我快要信了。

播客推荐:《科科创意研究室》

由于自幼阅读倪匡先生所著卫斯理、木兰花等系列故事,对卫斯理故事序言中经常出现的「小友」叶李华的名字并不陌生。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就因为在晚上搜寻「卫斯理」的缘故上过叶老师的个人网站「科科网」,但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竟然一直没有深挖网站的信息。

几年前,我开始系统阅读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系列(包括基地系列、机器人系列、帝国系列共十五本),才发现译者竟然也是叶李华老师。阿西莫夫的文字简洁,只不过越是这样的英文,越是不好翻译,但叶老师的翻译流畅之极,读之甚是痛快。这让我重新开始关注叶老师。

就在去年,无意中在 Youtube 上看到一段香港书展的视频,是叶李华老师主讲的《从艾西莫夫到倪匡——我的科幻之旅》。里面除了谈到了很多叶老师和阿西莫夫先生及倪匡先生的轶事和秘辛之外,还额外提到了叶老师做的两档广播节目,分别是《空中卫斯理书斋》(与梅少文一起主持)和《科科创意研究室》(与珊珊一起主持)。于是我赶紧去他网站上查阅,发现网上有全部的音频档之后,我如获至宝。

从去年后半年开始,我便开始系统性地收听这两档节目,其中尤其要推荐《科科创意研究室》。这档节目前前后后整整播了三年(2011 年 1 月~ 2014 年 1 月),共 157 集。前三分之一的节目介绍了不少科幻作家(尤其是西方科幻作家)、科普书籍,同时也讲到了不少撰写科幻小说时创意发祥的点子。无论你把它当作是一档科普节目、科幻小说推荐节目,还是一档科幻小说写作技巧分享节目,都非常值得一听。因为节目推荐,我去年阅读了几篇海莱因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作品(如 By His Bootstraps, 我戏称为科幻小说考古),觉得一点都不输于今天的科幻小说。

后三分之二节目中,叶老师把自己创作的十册《卫斯理回忆录》逐章剖析了一遍,我目前听到第 134 集,但我相信叶老师在剖析过程中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对于喜欢卫斯理的朋友和有志于创作科幻小说的朋友来说都极具价值。

虽然节目中有一些观点我并不认可(如对中医和手指识字的看法),另有一些节目中提到的科学证据可能到今天已经不是那么准确了(非常少),但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今天的中文互联网上,我几乎看不到如此精彩的科普+科幻节目,这档节目也拿到了台湾第 47 届金钟奖。如果你现在因为疫情正处在被隔离的状态,那么不如趁此机会弥补一下没有听到这档节目的遗憾。

顺便提一句,收听过程中,我曾和叶老师写信交流,叶老师告诉我《卫斯理回忆录》台版目前已经绝版,但香港三联刚刚出了第四册《移心》和第八册《乍现》(Google Play Books 上有电子版)。此外,第三册和第四册的故事都可以在叶老师的网站上找到广播剧,据叶老师自己在节目中说,广播剧基本上忠实于原著。考虑到节目后三分之二主要谈论对象是《卫斯理回忆录》,大家可以找到这些资料来对照着听,相信会获益更多。

至于收听办法,大家大可在网上搜索关键字「科科创意研究室」,也可以在叶老师的网站上找到相关的链接。我自己的做法是将整档节目下载下来然后导入到 Pocket Casts 收听,供参考。

相关链接

我对歧视之自觉

身在国外,经常会被人问起是否会歧视中国人或黄种人的问题,于此,我有以下一些自觉:

  1. 事实即事实,本身与歧视无关,歧视是一种主观看法。比如有人说此刻中国人均 GDP 低于美国,这种说法并不存在任何歧视。当然选择性使用事实证据来支持一种主观看法有可能构成歧视,但被称为「歧视」的依然是那种主观看法,而不是事实。
  2. 中国人三个字是个集体指称,当有人说中国人如何如何时,我基于统计的角度理解这种说法,认为此种观点与我个人并无直接关系。如果此种观点符合统计数据,我会表示认可,并不认为这是歧视。
  3. 如果是因为我自己犯错,导致他人对我个人有看法,我不认为这是对我所属的任何群体的歧视。这仅仅是我们通常对一个犯错的人的看法。
  4.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称支那人没有任何问题,正如黑人用 N 开头单词自称没有任何问题一样。
  5. 他国人士称呼我为支那人,我也不会生气,但我认为他应该有平等之自觉。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韩国人称呼我为支那人,那么他应该认识到基于平等的理念,我有权称呼他为「棒子」(当然有权不意味着我就会这么做)。在我理想之中,这种相互称呼是友好的,而非吵架。
  6. 针对我自己的情况,即使他国人士并无平等之自觉,他称呼我为支那人我也不生气。

针对上述第 6 点,可以认为我有点怪,但并不是隐忍过度。在任何反对歧视的平权过程中,针对某些词的歧视意味都有两种态度:其一,尽量避免使用它;其二,让其失去歧视意味。我认为当所有人都对「支那人」三个字不生气的时候,这个词本身的歧视意味也就没有了,甚至真正想歧视你的人都不再会选用这个词。

其实并不只在不同的国籍、不同种族的人之间有歧视,同一民族国家内部也有歧视,甚至充满歧视。相信就算之前没有自觉,现在疫情期间应该也多少有点感觉。

也许你和我针对歧视有不同观点,但无论身在何处,针对歧视的思考对我们健康地活下去都有所助益。

野味、养生与肺炎

有网友在讨论最近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应该叫什么名字,有人说不会就叫「武汉肺炎」吧?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最终民间的俗称很有可能还真是「武汉肺炎」。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新事物的命名往往是很难符合系统性的命名规则的,「非典」即一例,「武汉肺炎」虽然会让武汉人民受伤,听上去有些政治不正确,但从传播的角度很可能最终会叫这个名字。

不过针对命名的问题,五岳散人前两天有这样一条微博:

我觉得@萨尔茨堡的魚 这个提议特别好,这次武汉疫情应该在大众媒体上提及时命名为“野味肺炎”。

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标签,对于遏制莫名野生动物进入餐桌会有不错的效果。

我很同意这个说法。

同时,我又注意到网友们说的另一种现象,即家里天天用各种偏方养生并且不遗余力地在朋友圈微信群推广养生事业的长辈们,这两天对子女的劝阻却嚷嚷着「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依然不戴口罩上街。另有新闻报道,贵州似乎还在举办社区聚会,多人共吃团圆饭,这不仅是从战略上藐视病毒,身体力行从战术上也在藐视病毒。

按说最怕病毒感染的人群应该就是最希望养生长寿的人群,所以这种现象看上去很矛盾,很多人不解。

但只要仔细想想,这种看似分裂的思维模式也有一定的内在一贯性。除了好奇、吃个新鲜这种想法之外,很多人吃野味正是为了养生,毕竟很多野生动物食物都是「男人吃了壮阳,女人吃了养颜,老人吃了长寿」,所以他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把野生动物带来的病毒放在眼里。

我养生了,病毒奈我何?

面对在抗病毒一线的医护人员,我们该说什么?

网友孙白发今天发了一条微博:

医生在我国医疗体系里属于一种耗材1

被广泛转发,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知名皮肤科医生陈语岚(微博 @皮科匠陈语岚)转发时写道:

这是真的,没法反驳。

这显然和这两天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防疫工作有一些关系。

前两天微博网友 @暁勄(微博认证为「康复科 护士」)谈到了自己被抓阄抽调支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一线的事(原微博显示已删除),讲到家人都不同意她去,男朋友还说不行就辞职。

面对这些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我们该说什么?

有网友说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必须在这个时候顶上去。可是我国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相对回报较低基本上已经基本算是共识了,更何况任何人在生死攸关的时候都应该有选择的权利。

我认识的更多的朋友直接劝他们辞职,这里面也有一些医护人员。如果朋友是这样一个医护人员,很多人会选择这样劝说。

我们为什么会劝他们辞职?这里当然包括着我们对朋友的生命的担心,但我觉得其中所蕴含的信息不止于此。

首先,疫情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不是第一责任人,但他们的职业却使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最惨痛的代价。而真正应该负责的人会得到什么惩罚?我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能说。

其次,他们并不会因为这种高风险的工作得到高收益,甚至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非典时期很多医护人员都是被按着头签的生死状,有些医护人员的工资虽然有小幅上涨,但显然不足以让人为此付出这种代价。如果他们坐地起价,恐怕又有人要说他们发国难财了吧?

第三,如果真的在抗击病毒的过程中不幸感染,他们可以期待得到一些应有的补偿吗?非典(SARS)时期,很多医护人员股骨头坏死,但单位承诺的各种福利并没有完全兑现。有此前车之鉴,他们真的不怕吗?

第四,最坏的情况下,如果不幸牺牲了,他们的家人会得到应有的照顾吗?有些医护人员可能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

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只知道歌颂我们的英雄,那「英雄」也不过是我们眼里的「耗材」而已。

救救英雄。


  1. 原文即没有标点符号。 

相信相信再相信

1

二〇〇七年,北京有一起纸馅包子虚假新闻事件。六月,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报道,很多流动摊贩贩卖的都是纸馅包子,并且有暗访视频证据。看到消息的人大都义愤填膺,纷纷指责做纸馅包子的人。

七月,北京电视台(BTV-1)《北京新闻》男主播宣读了《北京电视台向社会深刻道歉》声明: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对该报道审核把关不严,管理制度执行不力,致使该虚假报道得以播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北京电视台为此向社会深刻道歉。

看到消息的人大都义愤填膺,纷纷指责电视台为收视率制造假新闻。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后来指责电视台遭假新闻的人有很多是开始骂纸馅包子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一开始相信了第一条报道,后来又相信了指称第一条报道为假新闻的报道,而这两条报道的主体是同一个电视台。

2

据收看的朋友说,今年网络综艺节目「奇葩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正方在发言的时候,观众一边倒倾向正方,轮到反方发言的时候,观众一边倒倾向于反方。往届也有这种情况,但据说今年的这种情况显著。

3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有一段话:

动物们先听拿破仑(Napoleon)的,再听斯诺鲍(Snowball)的,然后就不知道到底谁说的对;事实上,他们发现,谁在讲话,他们就会同意谁的看法。

4

二〇〇三年非典(SARS)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四月三日表示:

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当时我的班主任告诉我们新闻说非典已经控制住了,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班上的同学也都这么觉得。

之后非典疫情爆发,大规模公开防疫,我们每天看新闻报实时的疑似及确诊病例数字。

5

二〇一九年末至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即「武汉肺炎」)事件时期,一月十九日《楚天都市报》头版「百步亭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大家都真心相信肺炎得到有效控制,没什么大不了的。

随后,全国口罩被抢购一空,武汉封城,大家都相信疫情严重,要共克时艰。

记录:非典(SARS)几件事

二〇〇三年非典疫情爆发时期,我正在北方一个县城的公立中学读初中三年级,参加各种学科竞赛,同时为即将来临的中考做准备。

大约是二三月份,在医院工作的母亲对我和妹妹说,她准备了一点医用消毒液,让我们和各自的班主任商量一下,对教室做一个全方位的消毒。按说当时大家都已经听说了「非典型性肺炎」,此事推进起来应该不成问题,不过当时官方的宣传都是「可防可控」「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大家不必惊慌」,所以我的班主任老师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了我的建议。我记得一贯用高压政策来管理班级的他,竟给这件事找了很多种理由,这些理由与其说是为了说服我的同学,不如说是为了说服他自己。

最终,我们在某个礼拜五下午大扫除时用来苏水溶液喷洒擦拭了整个教室。而那个周末学校刚好要举办一场考试,应该是某学科竞赛,我们教室也是考场之一,考完之后,在我们教室参加考试的其他班同学上来用开玩笑的语气和我说:「都怪你,教室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影响了我的发挥。」

四月份疫情公开之后,一些原本对消毒工作非常不积极的老师们开始主动要求有父母在医院工作的孩子想办法带点消毒液来学校。此时,我们最羡慕的是北京的孩子,因为听说他们不用上学了,希望疫情赶紧扩散到我们这里——你没看错,我们当时就是如此的天真,如此的单纯,如此傻。老师们也注意到我们这种异动,劝我们说不要以为回家就不用学习了——原来他们也认为学习是件苦差事,原来他们也知道我们眼中学校的学习是件苦差事。

在此期间,我们同学中没有任何人有防疫常识,也没有人给我们讲过任何这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在内班上没有任何人戴口罩,直到抗击非典胜利,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戴过一天口罩,吃东西喝水也没有任何忌讳。我还写了一篇谐谑风格的小说《我的非典女友》(虽然我没看过《我的野蛮女友》,但标题是受这个启发)。

此时,大部分学科竞赛已经结束,我自己拿到了一个省二等奖,两个三等奖,按照以往的惯例可以参加一个省城几所重点高中联合举办的提前选拔考试,但因为疫情,考试取消,他们派人来县城直接招走了一等奖得主(我记得全县只有一个,还不是我们中学的)。我自己后来参加了县城高中的提前考试,在中考之前就去读高中了。

后来我也参加了中考,不过就是个形式上的考试,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校门口有了专门检测体温的仪器。不过在中考之前的复习阶段,「非典精神」已经是时事政治的考点了,在此之前我们只听过「雷锋精神」「女排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对于「非典精神」,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是最后的「敢于胜利」的精神,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四个字很奇怪——胜利有什么不敢的?现在仔细想想还是很有深意。

上大学后,有一次同学发烧,我陪他去海淀医院,看到了发热门诊依然是在医院主体建筑之外搭建的一个小棚屋,让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非典。

大学有几位老师曾经讲起过非典时期的事。其中一位老师讲到非典封校时期,学校举办足球赛,有一位师兄受伤骨折送到医院开始发烧,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敢靠近。另有一位老师讲到蒋彦永才是真正的民族良心。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为了躲避世卫组织检查而转移病人的事。这让我想起了有一个朋友在非典时期发烧,父母都是医务人员,但他们坚持不送孩子去医院。按说作为医生的家属,不会存在住不上院的情况,所以背后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也许是当时的隔离条件不够好,甚至会把几个疑似的病例隔离到一起,如果本身不是非典,很容易在医院感染真正的非典吧。

关于「非典」这个名字,后来英文正式叫 SARS,大陆中文中也用了这个英文的名字,香港音译为「沙士」,但「非典」一直是民间的俗称。这个名字最早全称叫「非典型性肺炎」,因为和「典型性肺炎」(也就是通常常见的肺炎)不一样,所以它「不是典型性肺炎」,严格讲这并不算一个名字,就是检查完发现不是典型肺炎。后来按照中国人简称的习惯,首先把读音近似的「性」字去掉,变成了「非典型肺炎」,然后进一步简称「非典」。

这个名字的演化后来变成了我修辞课的案例。我们在给新事物命名的时候,很多情况下用的是比喻的方法,比如「生产者」「消费者」,再比如经济学里的「暗物质」其实是用物理学的「暗物质」做的隐喻。但「非典」则不同,用的是反叙法(Litotes),用「不是XX」来命名。上课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名字讲给学生听,并和他们说,语言不断变化,在我们有生之年也能不断遇到原本一个修辞性的用法,变成了非修辞的名词,拓展了语言的边界。然后,我惊讶的发现,很多同学根本没有听说过「非典型肺炎」,没有听过 SARS。

我们的教育如此强调记忆力,但这些我们切身的经历显然是超纲的知识,考试不考,我们放任它们被这个世界遗忘。

刺猬乐队的歌词究竟好不好

因为乐队的夏天热播,刺猬乐队的歌词(大部分为主唱子健创作)被人谈论甚多。一部分人强烈喜爱,包括鼓手石璐;另有一部分人则嗤之以鼻,觉得这些词都是什么玩意,很多地方语句不通、过分省略、不是符合通常表达习惯,简单说不像人话。

如果你马上找一些刺猬的歌词来看,你会觉得后一种观点似乎很有道理。以《盼暖春来》为例,最后那几句歌词中,「思念悬炫」什么意思?「欲无尽夜」似乎能听懂,但我们好像平时不这么说。我们可以和李宗盛的歌词做一下对比,比如「为你我用尽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地来看你」,你会发现刺猬的歌词的确「不像人话」。

只是这样是否意味着他们的歌词就一定不好呢?我觉得未必。

首先,歌词是歌曲的一部分,虽然有一些歌词本身也是很好的文学作品,但不结合音乐直接去评判歌词并不妥当。简单来说,如果听这首歌的时候给你产生的一种心灵上美妙的状态,那么至少你就可以做出这首歌好的判断,那么歌词也是好的,因为它对这首曲子是合适的。

但更重要的是,歌曲是艺术作品,本身可以有实验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以「不像人话」来批判刺猬歌词的人,拒绝承认刺猬作品中的实验性:他们要么认为刺猬或子健没有这种艺术自觉,不觉得这是一种故意;要么认为哪怕是故意,「不说人话」也是歌词艺术中不可容忍的错误。前者认为艺术家能力不足,后者干脆给歌词乃至语言实验设定了一条禁忌。

艺术家可以也应当不屑于这种可笑的禁忌,而子健在「说人话」这方面的能力应该也毋庸置疑。我认为他是故意要这么写,这就是他的艺术实验。最近一篇对石璐的采访中,我们能看到子健也确实有这方面的自觉。

那么他的实验成功了吗?这可能要在许多年之后才能有定论,或者永远没有定论。但如果我们不以消极的态度去看他的词,当你看到诸如「驳爱斑悬」这类「非人话」的时候,你能想象到一个画面乃至一个故事,那么他的实验至少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最后,有一点我想说,对于汉语和汉字的实验,如果我们汉语使用者不做,那么就真的没人做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人们都是怎样互相伤害的?

Ray Bradbury (雷·布拉德伯里)的著名小说 Fahrenheit 451(《华氏 451》)第一部分中 Clarisse(克拉莉丝)曾对主人公 Montag(蒙塔格)用一番话来回答她为什么不去学校,我是试译如下(原文附在文末):

和大家在一起很好。但我不认为和一群人在一起却不让我说话就算是社交,你觉得呢?一个小时的电视课,一个小时的篮球或棒球课,再来一个小时的抄写历史或绘画,然后是更多的运动,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从来都不问问题,至少大部分人不问;他们只会把答案塞给你,咣、咣、咣,而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听视频里的老师讲四个多小时课。这对我来说根本不是社交。这就是大量的水从无数个漏斗的口中涌入,从底部流出,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这是酒,其实根本不是。等到一天结束,我们已经被他们折腾得精疲力竭,什么事都干不了,只好要么上床睡觉,要么去游乐场欺负周围的人,要么就拿着大钢球去砸窗乐园砸窗玻璃,去砸车乐园砸车。或者开车出去在街头狂飙,看自己开得离路灯柱能有多近,也可以玩玩「胆小鬼」或「撞轮毂」的游戏。我猜他们说的没错,我完全就是那样(不合群),我一个朋友都没有,这或许能够证明我确实不正常。但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不是在嚎叫狂舞,就是在互相殴打。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人们都是怎样互相伤害的?

等到一天结束,我们被他们(996、学校、补习班)折腾得精疲力竭,什么事都干不了(当然也不能思考),只能要么上床睡觉,要么上网上欺负别人……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人们都是怎样互相伤害的?


Fahrenheit 451 引文的英文原文如下:

….Being with people is nice. But I don’t think it’s social to get a bunch of people together and then not let me talk, do you? An hour of TV class, an hour of basketball or baseball or running, another hour of transcription history or painting pictures, and more sports, but do you know, we never ask questions, or at least most don’t; they just run the answers at you, bing, bing, bing, and us sitting there for four more hours of film-teacher. That’s not social to me at all. It’s a lot of funnels and a lot of water poured down the spout and out the bottom, and them telling us it’s wine when it’s not. They run us so ragged by the end of the day we can’t do anything but go to bed or head for a Fun Park to bully people around, break window-panes in the Window Smasher place and wreck cars in the Car Wrecker place with the big steel ball. Or go out in the cars and race on the streets, trying to see how close you can get to lampposts, playing “chicken” and “knock hub-caps”. I guess I’m everything they say I am, all right. I haven’t any friends. That’s supposed to prove I’m abnormal. But everyone I know is either shouting or dancing around like wild or beating up one another. Do you notice how people hurt each other nowadays?

Ray Bradbury Fahrenheit 451

「成熟的人」与「斗争思维」

资深开发者 @Tinyfool 在 Twitter 上说:

当今矛盾在于你说应该发展国内,有人会告诉你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没钱发展。聊到全球任何国家地区,他们又要告诉你他们都完了,我们大国崛起了。说金融吧他们说随时可以替代香港地位,那好怎么替代?需要外汇来去自由吧。他们说外汇来去自由是美帝的骗局。洗脑洗的都是矛盾的,这样的脑子能不残吗?

某个哲学家(忘记是谁了)说(大意):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能让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在头脑里共存。

当然有另一个哲学家说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以上是大家脑子里矛盾观念和谐共存的原因吗?

可能还有一条,就是「斗争思维」,或者简单来说叫「兵不厌诈」。当把一切都当作斗争之时,自己说出来的话自己也可以不信,反正是用来欺骗敌人的。那么撇开斗争,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朴树有一首他自己不满意的歌是这么唱的:

哦这样多好
快来把奔腾电脑
就让它们代替我来思考

一切都是斗争,那么不斗争的时候才懒得思考,都二十一世纪了,智能手机也知道我喜欢什么。

© 2020 郝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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