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两档播客节目中做客，主题分别是「在线教育」和「信息焦虑」，欢迎各位订阅收听：
- Byte.Coffee Episode 54: 与郝海龙聊聊线上教学（主播：MilkShake 🐑 ）
- 海螺电台 017. 我的 RSS 订阅就像是我的个人图书馆（主播：Shawn，另一位嘉宾：MilkShake 🐑）
按：本文为我撰写的英语教程《英语自学手册》代序，2020 年 5 月 6 日首发于少数派。
我来自一个小县城，从我记事起，就觉得这个县城被英语诅咒了。
我的舅舅是我们县高考理科第一名，在他上大学的年代，必须过英语四级，大学才能毕业。而他从大二开始一直考四级，考到大四下学期才勉强过关，有惊无险地拿到毕业证。在他四年的大学生涯中，最为经常叮嘱我的话就是：别的科目无所谓，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英语。
我的表哥是我们县高考文科第二名，在他上大学的年代，必须过英语四级，大学才能毕业。而他从大二开始一直考四级，考到大四结束后一年才勉强过关，也就是说，他在工作之后一年才拿到大学毕业证。在他四年的大学生涯中，最为经常和我说的话就是：别的科目都简单，唯独英语我学不会。
他俩是我们县城当中无数「整体学习成绩好，但偏偏英语不好」的例子中的两个。
而我自己，从小学开始，成绩便名列前茅。在义务教育阶段，带给我最大的困扰并不是学业，而是如何找借口来应对老师的家庭作业检查。高中时期，老师对我放任自流，虽然高三每天早上六点到学校，晚上十一点才能回家，每个月休息半天，但是就学校的学习任务而言，算是我比较轻松的时期。
我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通常就算不是满分也接近满分，语文在模拟考试时期甚至能考到 140+（满分150）。如果你曾经精通过某件事，你一定体会过一种感觉，就是你在出手之前就知道一定能成，至少知道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不夸张地说，对于这些科目，我就是这样，甚至可以说，在我走出考场之前，就知道这份卷子我能拿多少分。
但是对于英语——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我的英语成绩一直在 90 到 120+ 这个区间波动（满分 150），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也许还算个不错的成绩，但我想说，这件事真正的恐怖之处在于，当你考好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能考好，当你没考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没能考好。那种对于数理化的掌控感在英语这里彻底消失了。
于是，英语变成了我高中三年投入学习精力最多的一个学科。对于别的科目，我上课一般不记笔记，偶尔要记的也会随手写在课本边上，而且除非学校要求，我从不买参考书。相反，对于英语，我的笔记写满了整整三个 B5 大小的本子，主动买了许多参考书，也一直在做风行小县城中学的《英语周报》。我当时信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相信只要按照老师教的方法，付出足够的精力，那么一定能够收获满意的成绩。
但年少的我忘记了南辕北辙这个成语：如果方法错了，再怎么努力，最好也就是事倍功半。对于我们制式教育中英语教学的问题，在本教程后面也会详细论述。在此我只想说，这样的学习法并没有给我学习英语带来什么好处，事后回想起来，反倒有适得其反的效果。
也许是天公疼憨人，英语不好没有给我高考带来太大困扰。我考到了我们县理科第一名，英语出人意料地考了 130 多分。我自己也产生一种虚妄的幻想，觉得无论如何，付出总还是有回报，但其实我忽略了一些事实：首先，这一年是我们省第一次对英语自主命题，高考英语卷子题目非常简单，很多人说只有初中水平；其次，平时英语不如我的人，这次也有很多考到了一百三十多分；再次，我们省不考听力。
于是在我大学入学之后，那种天真的幻想很快就被现实打脸了。入学伊始，我们有英语分级考试，最高四级，最低一级。在听力完全听不懂，阅读不知道做对几道题的情况下，我毫不意外地被分到了一级——全宿舍最低。这也意味着我需要在大学期间整整上两年英语课，相比之下，分到四级的同学只需要上半年（我的大学学分比人多是有原因的😜）。
第一节大学英语课上，我赫然发现班里有来自自己邻县的同学。我一边用方言和他交流，一边脑海里回荡着一个乡音「那里果然是被英语诅咒了」。
上大学之前，我还曾有出国读书的雄心壮志，但看着大学英语一级的教材生词表竟然有 fourteenth 这个单词的时候，我的心彻底凉掉了。学了六年英语，在大学的第一课，我真的要从「第十四」这个数词学起吗？
当时我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也许我这辈子注定是没办法学好英语了。这甚至不是对这门语言的恐惧，而是痛恨，更是一种习得性无助：一种无论怎么努力，我就是学不好的感觉。
放弃了对英语的幻想，我让自己专注于其他事情。在大学里我和朋友开公司，我们的创业计划书拿到了首都挑战杯特等奖，全国挑战杯银奖；与另外的伙伴合作的学术论文也在学院竞赛中拿到了本科生罕见的理论类特等奖。此外，还有一个用英文的商业计划比赛，我和另外两位小伙伴合作，也成了全校唯一一组进复赛的团队。也在这个时候，我差不多需要开始完善自己的简历，找工作和实习了。
我们学校有一种强调实干的文化，利弊不论，很多本科生大一就出去找实习，大三大四可能已经在兼职工作了。与他们相比，我大三开始完善自己的简历，似乎已经有些晚了。不过有这么多奖项和开公司的经历，在当时的我看来，我的履历简直熠熠夺目。于是，我开始在大脑中模拟面试。
我能想到的针对我们专业本科毕业生的面试问题都问不倒我，那么我是不是一定能找到想要的工作呢？我开始逆向思考，如果有公司拒绝了我，会是什么样的理由？
- 应该不会因为学校不好而拒绝我；
- 应该不会因为专业不好而拒绝我；
- 应该不会因为没有实操经验拒绝我；
- 应该不会因为学术成果不好拒绝我；
- ……
想来想去，如果长相不是问题，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英语不够好。这时，我想起了先前提到的那个英文的商业计划比赛，我和两位小伙伴的合作方式大概是：我用中文撰写商业计划，然后交由他们翻译，最终宣讲的英文稿件也是他们写的。这也许是一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合作方式，但我英语不够好却也是铁打的事实。
虽然这时我对英语依然有心怀畏惧，但看到我的短板就只有英语一块时，我内心再次躁动了起来：不如再试试？
于是，我像高中时那样，再次将精力投入到英语学习当中。为了避免自己动力不足，我决定给自己报一个考试。那时同学们都说 GRE 是「最难的英语考试」，那么就它吧。
与此同时，我也报了一个培训班。1在这个培训班上，我知道了 GRE 严格讲其实并不是语言测试，而是一种能力测试，只因为它最初设计来测试美国本科毕业生的通识及通用能力，所以对英语要求本身比较高；更重要的是，我习得了一些能够让我真正体会到英语进步的方法，即我在逐步找回那种像掌控数理化一样的掌控感。2
这是我接触 GRE 的开始。之后的故事我的作者介绍也许能够简单概括，但我仍然想做一些补充。
在我考完 GRE，成功应聘为新东方的 GRE 讲师之后，依然不敢说我的英语很好。只能说我的阅读和写作不错，但在听力和口语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我可以帮助同学解决一道复杂的 GRE 题目，认识那些很长的单词，但我看美剧时依然听不懂多少。
于是我想，既然阅读写作能够靠一腔热血加上正确的方法搞定，听力口语也一定可以。可是造化弄人，我再一次感觉被英语诅咒了。各种细节不再赘言，结果就是我又一次陷入了习得性无助，感觉无论我付出多大代价，总是听不懂电视剧里的人说什么。
至于口语，也许你不相信，虽然我讲过几百人的大课，经常当众演讲，也做了很多档播客节目，但我骨子里是个很内向的人。简单来说，我第一次和人交流的时候总是很有压力，如果说错话，经常羞愧不能自已。我的同事当中，有很多听力口语老师在台上挥洒自如，和人交流也经常是自来熟。他们会觉得张口说话对人来说自然而然，没有任何困难，每念及此，就觉得像我这样内向的人将永远无法自如使用口语。
事后看来，这些当然都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因为我也遇到过很多性格比我更内向的人，英语说得和母语者一样好。只是当时的我对于语言学习的本质其实依然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因此对摆在眼前的最有效的英语学习方法视而不见。这其中的道理，我也会在本教程中详细解释，但我可以先把结论放在这里，非常朴素地一句话：英语和前面提到的物理、化学、生物、数学都是不同性质的学科。
直到后来，遇到一位教授听力口语的前辈——赵东坡老师，在和他做了简单的交流之后，他一下子点出来了我的问题，给我讲授了一种适合我的方法，并讲清楚了背后的道理。听他讲完之后，我瞬间有种醍醐灌顶之感。
在那之后，我一边用这种方法自学，一边继续思考我的英语学习流程。思考自己学习英语这些年来：
- 哪些方法是有效的？哪些方法是无效的？
- 有效的方法为什么有效？无效的方法为什么无效？
-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对有效的方法视而不见？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执迷于无效的方法？
这套教程可以说就是在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它不仅仅是答案这么简单，严格讲是在这些答案的基础之上，提炼出来的一套系统性地英语自学方法。
写了这么多，最终想说的是，也许我学习成绩好，但是就英语这门学科来说，我并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也并没有什么语言天赋。在这套教程中，我也会讲到，没有语言天赋也可以学会一门语言。而且，根据我多年的教学经验，有语言天赋的人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优势也是非常小的。
反过来说，其实正是因为我的英语和其他科目成绩之间的这种落差，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也是不必要的痛苦。在一个「被英语诅咒过的县城」长大（终于可以加引号了），并且性格内向，我所承受的习得性无助是你不必要承受的，当然如果你和我一样也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毕竟中国有很多这种小地方），或者也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请相信我，这些都不是学不会英语的理由。
《英语自学手册》正在少数派连载，欢迎订阅：https://sspai.com/series/77/list
前段时间给第一届中国原创推理星火奖投了一篇小说《死者不在现场》，自认属于「本格+社会派」。
星火奖赛制分为初赛、复赛、决赛，初赛投稿截止日期为今年 9 月 30 日。但整个初赛每三个月分为一个赛季，原定每个赛季会有一篇最佳作品跳过复赛直通决赛。我的这篇小说侥幸和晚晨的《夜色真美》1成为了第一赛季直通决赛的作品。因此之故，星火奖评委会也安排我做了一次访谈。
两则消息相关链接如下：
平心而论，中国的推理小说发表的渠道和相关的奖项非常有限，几位发起者能够在这种环境下创立一种新的推理小说奖项，着实难能可贵。目前初赛征文第二赛季刚刚开始，各位如果对创作推理小说有兴趣，也非常推荐参加这个比赛。
详情请见：
- 这个标题让我想起了菲兹杰拉德的《夜色温柔》。 ↩
来自德国的 ALDI 是一个神奇的超市。
初来澳洲时，我对 ALDI 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原因是我不喜欢他们家的 Logo。人总是很奇怪，会因为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对一些事物留下负面印象。但妻子坚持去，并且源源不断从这家超市带回来东西，终于让我的态度发生逆转。
首先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家自己贴牌的速溶咖啡，名为 Alcafé (Classic Gold) 。我从小学开始干吃速溶咖啡，初中开始有了喝速溶咖啡的习惯，大学毕业后开始用咖啡壶自己煮咖啡，去法国留学后又开始喝浓缩咖啡，至今每天都要平均喝三份浓缩的量。虽然基本上属于药物依赖，但喝过的咖啡种类不可谓不多。毫不夸张地说，Alcafé 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速溶咖啡，远胜常见的雀巢、麦斯威尔，冲出来的口味比常见的咖啡厅的美式咖啡都好，也超过大部分平价咖啡豆（粉）配合美式滴滤壶、法式压壶或摩卡壶做出来的咖啡。自从有了这款速溶咖啡，我甚至都很少喝 Nespresso 胶囊咖啡机里做出来的咖啡了。最后，重点是，这款速溶咖啡 100g 装只卖 3.69 澳元（合十几块人民币）。
之后妻子又从那里买回来几个非常好用的大盘子，售价不记得了，也非常便宜。而这种大盘子只在超市中央的货架上出现过一次，售完即止。后来在这里发现过不少物美价廉的好东西，也都是售完即止。当然大部分自己暂时用不上，因此没有买。不知为何，这总让我想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当中那群吉卜赛人，每次带一堆新奇的玩意（不管是冰块还是望远镜）去马孔多，卖给布恩迪亚及其他村民。
今天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买回来了两盒纸巾（新冠来临，其他地方的纸巾也脱销了，似乎也没什么选择），再次让我惊艳。对于纸巾一直以来我都有所坚持，一般非 Kleenex （舒洁）不用，试过更便宜的，经常掉纸屑；也试过 Tempo （得宝）这种，虽然更贵更厚，但我总觉得不好用。而今天买回来的是一个似乎只有 ALDI 有卖的品牌，叫做 Confidence，价格不到 Kleenex 一半，但使用体验几乎和 Kleenex 相当。
我觉得 ALDI 是个邪教，我快要信了。
由于自幼阅读倪匡先生所著卫斯理、木兰花等系列故事，对卫斯理故事序言中经常出现的「小友」叶李华的名字并不陌生。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就因为在晚上搜寻「卫斯理」的缘故上过叶老师的个人网站「科科网」，但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竟然一直没有深挖网站的信息。
几年前，我开始系统阅读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系列（包括基地系列、机器人系列、帝国系列共十五本），才发现译者竟然也是叶李华老师。阿西莫夫的文字简洁，只不过越是这样的英文，越是不好翻译，但叶老师的翻译流畅之极，读之甚是痛快。这让我重新开始关注叶老师。
就在去年，无意中在 Youtube 上看到一段香港书展的视频，是叶李华老师主讲的《从艾西莫夫到倪匡——我的科幻之旅》。里面除了谈到了很多叶老师和阿西莫夫先生及倪匡先生的轶事和秘辛之外，还额外提到了叶老师做的两档广播节目，分别是《空中卫斯理书斋》（与梅少文一起主持）和《科科创意研究室》（与珊珊一起主持）。于是我赶紧去他网站上查阅，发现网上有全部的音频档之后，我如获至宝。
从去年后半年开始，我便开始系统性地收听这两档节目，其中尤其要推荐《科科创意研究室》。这档节目前前后后整整播了三年（2011 年 1 月～ 2014 年 1 月），共 157 集。前三分之一的节目介绍了不少科幻作家（尤其是西方科幻作家）、科普书籍，同时也讲到了不少撰写科幻小说时创意发祥的点子。无论你把它当作是一档科普节目、科幻小说推荐节目，还是一档科幻小说写作技巧分享节目，都非常值得一听。因为节目推荐，我去年阅读了几篇海莱因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作品（如 By His Bootstraps， 我戏称为科幻小说考古），觉得一点都不输于今天的科幻小说。
后三分之二节目中，叶老师把自己创作的十册《卫斯理回忆录》逐章剖析了一遍，我目前听到第 134 集，但我相信叶老师在剖析过程中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对于喜欢卫斯理的朋友和有志于创作科幻小说的朋友来说都极具价值。
虽然节目中有一些观点我并不认可（如对中医和手指识字的看法），另有一些节目中提到的科学证据可能到今天已经不是那么准确了（非常少），但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今天的中文互联网上，我几乎看不到如此精彩的科普+科幻节目，这档节目也拿到了台湾第 47 届金钟奖。如果你现在因为疫情正处在被隔离的状态，那么不如趁此机会弥补一下没有听到这档节目的遗憾。
顺便提一句，收听过程中，我曾和叶老师写信交流，叶老师告诉我《卫斯理回忆录》台版目前已经绝版，但香港三联刚刚出了第四册《移心》和第八册《乍现》（Google Play Books 上有电子版）。此外，第三册和第四册的故事都可以在叶老师的网站上找到广播剧，据叶老师自己在节目中说，广播剧基本上忠实于原著。考虑到节目后三分之二主要谈论对象是《卫斯理回忆录》，大家可以找到这些资料来对照着听，相信会获益更多。
至于收听办法，大家大可在网上搜索关键字「科科创意研究室」，也可以在叶老师的网站上找到相关的链接。我自己的做法是将整档节目下载下来然后导入到 Pocket Casts 收听，供参考。
相关链接
身在国外，经常会被人问起是否会歧视中国人或黄种人的问题，于此，我有以下一些自觉：
- 事实即事实，本身与歧视无关，歧视是一种主观看法。比如有人说此刻中国人均 GDP 低于美国，这种说法并不存在任何歧视。当然选择性使用事实证据来支持一种主观看法有可能构成歧视，但被称为「歧视」的依然是那种主观看法，而不是事实。
- 中国人三个字是个集体指称，当有人说中国人如何如何时，我基于统计的角度理解这种说法，认为此种观点与我个人并无直接关系。如果此种观点符合统计数据，我会表示认可，并不认为这是歧视。
- 如果是因为我自己犯错，导致他人对我个人有看法，我不认为这是对我所属的任何群体的歧视。这仅仅是我们通常对一个犯错的人的看法。
-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称支那人没有任何问题，正如黑人用 N 开头单词自称没有任何问题一样。
- 他国人士称呼我为支那人，我也不会生气，但我认为他应该有平等之自觉。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韩国人称呼我为支那人，那么他应该认识到基于平等的理念，我有权称呼他为「棒子」（当然有权不意味着我就会这么做）。在我理想之中，这种相互称呼是友好的，而非吵架。
- 针对我自己的情况，即使他国人士并无平等之自觉，他称呼我为支那人我也不生气。
针对上述第 6 点，可以认为我有点怪，但并不是隐忍过度。在任何反对歧视的平权过程中，针对某些词的歧视意味都有两种态度：其一，尽量避免使用它；其二，让其失去歧视意味。我认为当所有人都对「支那人」三个字不生气的时候，这个词本身的歧视意味也就没有了，甚至真正想歧视你的人都不再会选用这个词。
其实并不只在不同的国籍、不同种族的人之间有歧视，同一民族国家内部也有歧视，甚至充满歧视。相信就算之前没有自觉，现在疫情期间应该也多少有点感觉。
也许你和我针对歧视有不同观点，但无论身在何处，针对歧视的思考对我们健康地活下去都有所助益。
有网友在讨论最近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应该叫什么名字，有人说不会就叫「武汉肺炎」吧？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最终民间的俗称很有可能还真是「武汉肺炎」。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新事物的命名往往是很难符合系统性的命名规则的，「非典」即一例，「武汉肺炎」虽然会让武汉人民受伤，听上去有些政治不正确，但从传播的角度很可能最终会叫这个名字。
不过针对命名的问题，五岳散人前两天有这样一条微博：
我觉得@萨尔茨堡的魚 这个提议特别好，这次武汉疫情应该在大众媒体上提及时命名为“野味肺炎”。
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标签，对于遏制莫名野生动物进入餐桌会有不错的效果。
我很同意这个说法。
同时，我又注意到网友们说的另一种现象，即家里天天用各种偏方养生并且不遗余力地在朋友圈微信群推广养生事业的长辈们，这两天对子女的劝阻却嚷嚷着「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依然不戴口罩上街。另有新闻报道，贵州似乎还在举办社区聚会，多人共吃团圆饭，这不仅是从战略上藐视病毒，身体力行从战术上也在藐视病毒。
按说最怕病毒感染的人群应该就是最希望养生长寿的人群，所以这种现象看上去很矛盾，很多人不解。
但只要仔细想想，这种看似分裂的思维模式也有一定的内在一贯性。除了好奇、吃个新鲜这种想法之外，很多人吃野味正是为了养生，毕竟很多野生动物食物都是「男人吃了壮阳，女人吃了养颜，老人吃了长寿」，所以他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把野生动物带来的病毒放在眼里。
我养生了，病毒奈我何？
医生在我国医疗体系里属于一种耗材1
被广泛转发，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这是真的，没法反驳。
这显然和这两天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防疫工作有一些关系。
前两天微博网友 @暁勄（微博认证为「康复科 护士」）谈到了自己被抓阄抽调支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一线的事（原微博显示已删除），讲到家人都不同意她去，男朋友还说不行就辞职。
面对这些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我们该说什么？
有网友说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必须在这个时候顶上去。可是我国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相对回报较低基本上已经基本算是共识了，更何况任何人在生死攸关的时候都应该有选择的权利。
我认识的更多的朋友直接劝他们辞职，这里面也有一些医护人员。如果朋友是这样一个医护人员，很多人会选择这样劝说。
我们为什么会劝他们辞职？这里当然包括着我们对朋友的生命的担心，但我觉得其中所蕴含的信息不止于此。
首先，疫情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不是第一责任人，但他们的职业却使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最惨痛的代价。而真正应该负责的人会得到什么惩罚？我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能说。
其次，他们并不会因为这种高风险的工作得到高收益，甚至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非典时期很多医护人员都是被按着头签的生死状，有些医护人员的工资虽然有小幅上涨，但显然不足以让人为此付出这种代价。如果他们坐地起价，恐怕又有人要说他们发国难财了吧？
第三，如果真的在抗击病毒的过程中不幸感染，他们可以期待得到一些应有的补偿吗？非典（SARS）时期，很多医护人员股骨头坏死，但单位承诺的各种福利并没有完全兑现。有此前车之鉴，他们真的不怕吗？
第四，最坏的情况下，如果不幸牺牲了，他们的家人会得到应有的照顾吗？有些医护人员可能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
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只知道歌颂我们的英雄，那「英雄」也不过是我们眼里的「耗材」而已。
救救英雄。
- 原文即没有标点符号。 ↩
1
二〇〇七年，北京有一起纸馅包子虚假新闻事件。六月，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报道，很多流动摊贩贩卖的都是纸馅包子，并且有暗访视频证据。看到消息的人大都义愤填膺，纷纷指责做纸馅包子的人。
七月，北京电视台（BTV-1）《北京新闻》男主播宣读了《北京电视台向社会深刻道歉》声明：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对该报道审核把关不严，管理制度执行不力，致使该虚假报道得以播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北京电视台为此向社会深刻道歉。
看到消息的人大都义愤填膺，纷纷指责电视台为收视率制造假新闻。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后来指责电视台遭假新闻的人有很多是开始骂纸馅包子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一开始相信了第一条报道，后来又相信了指称第一条报道为假新闻的报道，而这两条报道的主体是同一个电视台。
2
据收看的朋友说，今年网络综艺节目「奇葩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正方在发言的时候，观众一边倒倾向正方，轮到反方发言的时候，观众一边倒倾向于反方。往届也有这种情况，但据说今年的这种情况显著。
3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有一段话：
动物们先听拿破仑（Napoleon）的，再听斯诺鲍（Snowball）的，然后就不知道到底谁说的对；事实上，他们发现，谁在讲话，他们就会同意谁的看法。
4
二〇〇三年非典（SARS）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四月三日表示：
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当时我的班主任告诉我们新闻说非典已经控制住了，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班上的同学也都这么觉得。
之后非典疫情爆发，大规模公开防疫，我们每天看新闻报实时的疑似及确诊病例数字。
5
二〇一九年末至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即「武汉肺炎」）事件时期，一月十九日《楚天都市报》头版「百步亭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大家都真心相信肺炎得到有效控制，没什么大不了的。
随后，全国口罩被抢购一空，武汉封城，大家都相信疫情严重，要共克时艰。
二〇〇三年非典疫情爆发时期，我正在北方一个县城的公立中学读初中三年级，参加各种学科竞赛，同时为即将来临的中考做准备。
大约是二三月份，在医院工作的母亲对我和妹妹说，她准备了一点医用消毒液，让我们和各自的班主任商量一下，对教室做一个全方位的消毒。按说当时大家都已经听说了「非典型性肺炎」，此事推进起来应该不成问题，不过当时官方的宣传都是「可防可控」「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大家不必惊慌」，所以我的班主任老师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了我的建议。我记得一贯用高压政策来管理班级的他，竟给这件事找了很多种理由，这些理由与其说是为了说服我的同学，不如说是为了说服他自己。
最终，我们在某个礼拜五下午大扫除时用来苏水溶液喷洒擦拭了整个教室。而那个周末学校刚好要举办一场考试，应该是某学科竞赛，我们教室也是考场之一，考完之后，在我们教室参加考试的其他班同学上来用开玩笑的语气和我说：「都怪你，教室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影响了我的发挥。」
四月份疫情公开之后，一些原本对消毒工作非常不积极的老师们开始主动要求有父母在医院工作的孩子想办法带点消毒液来学校。此时，我们最羡慕的是北京的孩子，因为听说他们不用上学了，希望疫情赶紧扩散到我们这里——你没看错，我们当时就是如此的天真，如此的单纯，如此傻。老师们也注意到我们这种异动，劝我们说不要以为回家就不用学习了——原来他们也认为学习是件苦差事，原来他们也知道我们眼中学校的学习是件苦差事。
在此期间，我们同学中没有任何人有防疫常识，也没有人给我们讲过任何这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在内班上没有任何人戴口罩，直到抗击非典胜利，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戴过一天口罩，吃东西喝水也没有任何忌讳。我还写了一篇谐谑风格的小说《我的非典女友》（虽然我没看过《我的野蛮女友》，但标题是受这个启发）。
此时，大部分学科竞赛已经结束，我自己拿到了一个省二等奖，两个三等奖，按照以往的惯例可以参加一个省城几所重点高中联合举办的提前选拔考试，但因为疫情，考试取消，他们派人来县城直接招走了一等奖得主（我记得全县只有一个，还不是我们中学的）。我自己后来参加了县城高中的提前考试，在中考之前就去读高中了。
后来我也参加了中考，不过就是个形式上的考试，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校门口有了专门检测体温的仪器。不过在中考之前的复习阶段，「非典精神」已经是时事政治的考点了，在此之前我们只听过「雷锋精神」「女排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对于「非典精神」，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是最后的「敢于胜利」的精神，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四个字很奇怪——胜利有什么不敢的？现在仔细想想还是很有深意。
上大学后，有一次同学发烧，我陪他去海淀医院，看到了发热门诊依然是在医院主体建筑之外搭建的一个小棚屋，让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非典。
大学有几位老师曾经讲起过非典时期的事。其中一位老师讲到非典封校时期，学校举办足球赛，有一位师兄受伤骨折送到医院开始发烧，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敢靠近。另有一位老师讲到蒋彦永才是真正的民族良心。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为了躲避世卫组织检查而转移病人的事。这让我想起了有一个朋友在非典时期发烧，父母都是医务人员，但他们坚持不送孩子去医院。按说作为医生的家属，不会存在住不上院的情况，所以背后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也许是当时的隔离条件不够好，甚至会把几个疑似的病例隔离到一起，如果本身不是非典，很容易在医院感染真正的非典吧。
关于「非典」这个名字，后来英文正式叫 SARS，大陆中文中也用了这个英文的名字，香港音译为「沙士」，但「非典」一直是民间的俗称。这个名字最早全称叫「非典型性肺炎」，因为和「典型性肺炎」（也就是通常常见的肺炎）不一样，所以它「不是典型性肺炎」，严格讲这并不算一个名字，就是检查完发现不是典型肺炎。后来按照中国人简称的习惯，首先把读音近似的「性」字去掉，变成了「非典型肺炎」，然后进一步简称「非典」。
这个名字的演化后来变成了我修辞课的案例。我们在给新事物命名的时候，很多情况下用的是比喻的方法，比如「生产者」「消费者」，再比如经济学里的「暗物质」其实是用物理学的「暗物质」做的隐喻。但「非典」则不同，用的是反叙法（Litotes），用「不是XX」来命名。上课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名字讲给学生听，并和他们说，语言不断变化，在我们有生之年也能不断遇到原本一个修辞性的用法，变成了非修辞的名词，拓展了语言的边界。然后，我惊讶的发现，很多同学根本没有听说过「非典型肺炎」，没有听过 SARS。
我们的教育如此强调记忆力，但这些我们切身的经历显然是超纲的知识，考试不考，我们放任它们被这个世界遗忘。
© 2020 郝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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