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三年非典疫情爆发时期，我正在北方一个县城的公立中学读初中三年级，参加各种学科竞赛，同时为即将来临的中考做准备。
大约是二三月份，在医院工作的母亲对我和妹妹说，她准备了一点医用消毒液，让我们和各自的班主任商量一下，对教室做一个全方位的消毒。按说当时大家都已经听说了「非典型性肺炎」，此事推进起来应该不成问题，不过当时官方的宣传都是「可防可控」「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大家不必惊慌」，所以我的班主任老师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了我的建议。我记得一贯用高压政策来管理班级的他，竟给这件事找了很多种理由，这些理由与其说是为了说服我的同学，不如说是为了说服他自己。
最终，我们在某个礼拜五下午大扫除时用来苏水溶液喷洒擦拭了整个教室。而那个周末学校刚好要举办一场考试，应该是某学科竞赛，我们教室也是考场之一，考完之后，在我们教室参加考试的其他班同学上来用开玩笑的语气和我说：「都怪你，教室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影响了我的发挥。」
四月份疫情公开之后，一些原本对消毒工作非常不积极的老师们开始主动要求有父母在医院工作的孩子想办法带点消毒液来学校。此时，我们最羡慕的是北京的孩子，因为听说他们不用上学了，希望疫情赶紧扩散到我们这里——你没看错，我们当时就是如此的天真，如此的单纯，如此傻。老师们也注意到我们这种异动，劝我们说不要以为回家就不用学习了——原来他们也认为学习是件苦差事，原来他们也知道我们眼中学校的学习是件苦差事。
在此期间，我们同学中没有任何人有防疫常识，也没有人给我们讲过任何这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在内班上没有任何人戴口罩，直到抗击非典胜利，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戴过一天口罩，吃东西喝水也没有任何忌讳。我还写了一篇谐谑风格的小说《我的非典女友》（虽然我没看过《我的野蛮女友》，但标题是受这个启发）。
此时，大部分学科竞赛已经结束，我自己拿到了一个省二等奖，两个三等奖，按照以往的惯例可以参加一个省城几所重点高中联合举办的提前选拔考试，但因为疫情，考试取消，他们派人来县城直接招走了一等奖得主（我记得全县只有一个，还不是我们中学的）。我自己后来参加了县城高中的提前考试，在中考之前就去读高中了。
后来我也参加了中考，不过就是个形式上的考试，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校门口有了专门检测体温的仪器。不过在中考之前的复习阶段，「非典精神」已经是时事政治的考点了，在此之前我们只听过「雷锋精神」「女排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对于「非典精神」，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是最后的「敢于胜利」的精神，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四个字很奇怪——胜利有什么不敢的？现在仔细想想还是很有深意。
上大学后，有一次同学发烧，我陪他去海淀医院，看到了发热门诊依然是在医院主体建筑之外搭建的一个小棚屋，让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非典。
大学有几位老师曾经讲起过非典时期的事。其中一位老师讲到非典封校时期，学校举办足球赛，有一位师兄受伤骨折送到医院开始发烧，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敢靠近。另有一位老师讲到蒋彦永才是真正的民族良心。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为了躲避世卫组织检查而转移病人的事。这让我想起了有一个朋友在非典时期发烧，父母都是医务人员，但他们坚持不送孩子去医院。按说作为医生的家属，不会存在住不上院的情况，所以背后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也许是当时的隔离条件不够好，甚至会把几个疑似的病例隔离到一起，如果本身不是非典，很容易在医院感染真正的非典吧。
关于「非典」这个名字，后来英文正式叫 SARS，大陆中文中也用了这个英文的名字，香港音译为「沙士」，但「非典」一直是民间的俗称。这个名字最早全称叫「非典型性肺炎」，因为和「典型性肺炎」（也就是通常常见的肺炎）不一样，所以它「不是典型性肺炎」，严格讲这并不算一个名字，就是检查完发现不是典型肺炎。后来按照中国人简称的习惯，首先把读音近似的「性」字去掉，变成了「非典型肺炎」，然后进一步简称「非典」。
这个名字的演化后来变成了我修辞课的案例。我们在给新事物命名的时候，很多情况下用的是比喻的方法，比如「生产者」「消费者」，再比如经济学里的「暗物质」其实是用物理学的「暗物质」做的隐喻。但「非典」则不同，用的是反叙法（Litotes），用「不是XX」来命名。上课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名字讲给学生听，并和他们说，语言不断变化，在我们有生之年也能不断遇到原本一个修辞性的用法，变成了非修辞的名词，拓展了语言的边界。然后，我惊讶的发现，很多同学根本没有听说过「非典型肺炎」，没有听过 SARS。
我们的教育如此强调记忆力，但这些我们切身的经历显然是超纲的知识，考试不考，我们放任它们被这个世界遗忘。